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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还是依附：国家发展战略的两条路线选择

Thu, 31 Jul 2008 04:43:58 GMT

自主还是依附：国家发展战略的两条路线选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

2008年7月

　　历史表明，只要存在国家间的斗争，国家财富就不主要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分配的结果。生产创造财富，但财富多少取决于生产者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其实很多国家干得不多，拿得不少。为什么？因为国际分配体系是他们强力打下的。我们现在外贸顺差这么大，为什么拿钱还这么少？因为我们拿的只是工钱。你看那个微软，就是一项技术，赚了多少钱？我们拿八亿件衬衫才换西方一架飞机，这八亿件衬衫，我们有多少工人农民的血汗在里面，多少国家资源在里面，而我们拿回的是什么？拿的仅是工钱，而且还是越来越低的工钱。钱少而活累，然后西方人就表扬你“中国人勤劳勇敢”，告诉你“劳动光荣”。（笑声）然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凡事都不可过分。当劳动者及其国家在国际分配体系中的连工钱都赚不到时，那这个国际体系就维持不下去了，就会出现“9?11”式的反抗。

　　但有些国家似乎是特例，像印度这个国家就没有强烈的革命传统。（笑声）为什么？因为三百年殖民压迫已压得它没脾气了。印度人最自豪的，那当然也是英国人鼓励的“反抗”，是“非暴力不合作”。那天，有个同志给我打电话，说香港人特讲实惠，把大陆所有的崇高都给化解了：大陆人说“找工作”，香港人则说“找食”；你说“相声”，香港人说“搞笑”，似乎香港人看问题都看到“本质”。我说这只能说明英国的“成功”，这样香港就出不了“丘吉尔”式的人物了，香港要是出现了丘吉尔，英国怎么来统治呢？设想香港要早出现了毛泽东，那大英帝国就早就“夹着尾巴逃跑了”。英国将香港人培养的都“找食”去了，还怎么能出毛泽东？（笑声）什么叫殖民文化，这就叫殖民文化。英国人不会把培养英国人的意识形态灌输给香港人。你看英国文学有怎样的作品，有《唐璜》、《天路历程》、《傲慢与偏见》、《双城记》，他们讲乔叟对英语民族化贡献，讲拜仑、雪莱，讲莎士比亚的戏剧。至于它统治下的香港，那是不能这样的，顶多只教育他们做个甘地式的人物：非暴力，不合作。黑格尔对此真是“哀其不幸”，他说：“大体上说来，印度文化的分布只是一种无声无臭的扩张，那就是说，没有政治的行动。印度人民从来没有向外去征服别人，而是自己常常为人家所征服。”

　　一个人，总要给彼岸留点地方。你可以把彼岸世界叫做宗教，也可以叫理想。人的彼岸世界如果有崇高、有浪漫、有自尊、有理想，那这个人才是幸福的。（掌声）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民族的彼岸世界没有了，那这个民族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民族，那将是怎样的悲哀呀。犹太人曾是一个很实际、满世界“找食”的民族，结果呢？结果找到“奥斯维辛”去了。从“奥斯维辛”出来后，犹太人便从此有了不屈的灵魂。

　　英国人在印度就把印度人的彼岸世界中最能动的革命意识彻底抹杀了。你到印度去看一下，没有一点革命精神。我有一次在印度一家小店吃饭，老板娘情绪高兴，问其故，她说儿子今天拿到绿卡了。（笑声）拿绿卡高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这意味着你来到发达国家。但进了发达国家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发达人了。印度人很朴实，但对富人，尤其是西方富人有天然的自卑感，满街讨钱的、没胳膊没腿的追你。有一次我看到有个人在马路边站着，刚一迈步，一个轿车就过来把他撞得就像一件飘起来的衣裳飞起来，飞出一丈多远。但这个人倒到地下滚了几滚，站起来，抖动抖动腰，摸摸衣服就让车走了。为什么？那是轿车，坐轿车的是有钱人。在中国的有钱人就没这等便宜事。（笑声）还有一次我看到一辆摩托车和三轮车相撞，两个人随车在地上滑出去半米远，起来后只是比划着吵嘴，声也不太大。绿灯亮了后，两个人又各走各路了，什么事也没有。在印度呆了一年，从北方的新德里走到最南海边的科摩林海角，一路见到有人吵架，但从没见过打架。你看咱们中国也有这样种现象，凡是殖民化厉害的地方就只吵架、不打架。你到上海看看，上海人说半天，东北人一扬拳头他就跑了。（笑声）上海人十回合不解决问题，东北人只要两回合就解决问题。当然不是所有上海人都这样，也有一些上海人还是很不错的。（笑声）当然，我不是说打架比吵架好：在人民内部矛盾上，还是和为贵，要讲君子动口不动手，但在反抗阶级和民族压迫上，要有点血性，有点人格力度，要有点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劲头，不能只讲“非暴力，不合作”。为什么毛泽东坚持对《武训传》的批判，因为那个作品潜藏着一种毛泽东最反感和最不能容忍的奴性。

　　中华民族文化中流淌着英雄的血，它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表现。我到陕西茂陵去看过汉代雕塑作品：一块巨石上简单地勾勒几笔，一头大熊就出现了，雄浑大气。大家看过那个“马踏匈奴”吗？它粗犷、古朴，有点原始力度。你把“马踏匈奴”跟清朝故宫那雕塑的狮子和龙比，哪个更好？我说“马踏匈奴”好，因为它有想象力，有张力。你看清朝的那个龙，连睫毛都刻出来了，太细腻了，当艺术细腻到这个程度，艺术就死亡了。艺术是人心的镜子，艺术巨细如麻，人心也就难有“飞起玉龙三百万”的壮观和豪情。如果艺术死亡了，这个国家也就死亡了。还有个例子，王羲之的字为什么写得那么好？因为从他的字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华民族从北向南扩展时那种天马行空的精神。后来唐代开辟大西北，那时的边塞诗就充满了血性、个性和理想主义的张力。有血性、个性和理想主义，往往是一种民族处于上升时期的表现。你再看书法中的魏书，那个撇捺就像马蹄子，很有力量，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南下时的雄健奔放的力量，有一脚踢翻半个中国的气势。这些东西，在英国统治的印度已被打碎了，每几年西方人就给甘地一个什么奖，我想西方人永远不会为东方人设“毛泽东奖”，尽管西方人自己不乏“罗斯福奖”或“丘吉尔奖”等奖项。所以我说今后我们中国人不要将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民族魂再打碎，做人就要有点天不能灭、地不能埋的倔强精神。

　　今天中国毛泽东又热起来了，马克思又热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济发展中有走上拉美模式的可能。当时蒋介石就走的是这条路，毛泽东思想中也有反对国家依附型发展道路，坚持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内容。值得一说的是，毛泽东不仅反对依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反对依附苏联这样的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大国中拉美道路走得最早的是咱那位蒋委员长。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蒋介石在北伐后就与工人农民分道扬镳了。这是必然的。因为蒋介石的基础与共产党不一样，蒋委员长走的是“精英路线，”坐的是土豪劣绅、江南资本家和买办们给的座椅。中国资本家是在依附国际资本的买办路线中成长的。正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中国的资产阶级天然就有依附性和软弱性，蒋委员长也是这样。开始的时候他也想依靠工农，比如北伐战争的时候，就是他和共产党一起依靠工农取得胜利的，那时他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以至宋美龄都爱上他了。（笑声）宋庆龄不会喜欢他，因为人家已仰慕孙中山。（笑声）自从蒋介石失去工农的支持后，他的战略能力就没有了，显得很笨拙，因为支持的人少。建国后，毛泽东也反苏联，说他是“社会帝国主义”，为什么？因为苏联想让我们走“东欧模式”，这种模式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拉美模式”。毛泽东要中国走的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当然，走这条路需要的是社会主体人口即人民的支持。西方英美国家在初期失去了人民支持，导致其在国内由人民革命——如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大革命及美国70、80年代的工人市民的反政府暴动和大规模示威——提出来的政权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迫使英美国家政府的东方扩张政策，最后通过巨大的利润回流实现本国“工人阶级贵族化”并由此获得了本国主体人口的重新支持。与此同时，他们却诱导后发国家走拉美道路。西方资本对东方国家的策略是，叫工农出血，买办帮闲吃洋人的剩饭，西方将高额利润返回国内补贴中产阶级。所以说，对于没有外部扩张能力的后发国家而言，国家主体人口即人民的支持是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绝对条件。简言之，没有独立自主，国家便没有光明的前途；而没有人民支持，国家则无独立自主；而要获得人民的支持，尤其是获得人民对市场经济政策的支持，那对没有对外扩张能力的后发国家而言，就必须节制资本，节制精英意识，倡导“人民创造历史”而非GDP即资本创造历史的世界观。明乎此，也就明白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值得一说的是，蒋介石时期，中国的GDP发展得也很快，但为什么中国越来越穷呢，因为他牺牲工农，走的是拉美式的依附模式，不是英美式自主资本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生长前提是国际资本，继而买办资本赚大头，民族资本赚小头，最后牺牲的工农。毛泽东为什么说中国的“右派”长不了呢？因为他们以工农为敌，而工农又是中国的主体人口，惹不得。中国现在的工农也有八九亿了，这是什么概念，你敢叫他两极分化？前几天我们公布了个统计资料，说“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里头就有问题了，因为他没有告诉你是在什么样的基尼系数范围内的“人均水平”。比如我一个人1个月赚10000元，其余999人都没赚钱，若平摊，名义上就可以说人均月收入每个人都赚了100元。能这样平均么？不能，因为这个“人均收入”是虚拟的。如在基尼系数高值范围内，那这就是国家接近政治动乱的“人均水平”，而非富裕的人均水平。因此，“人均收入”计算必须介入基尼系数。不介入基尼系数，就反映不出真实的“人均”情况。蒋介石当时走的也类似这条路，所以外资大规模涌进来、生产力上升的同时，工农却迅速破产。清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低，至少比日本高：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同时，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南方造成农民大规模解体，并爆发了覆盖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与当年《拿破仑法典》要解决的问题形似，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是针对农民问题的土地纲领，都是要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就是农民温饱问题。
　　与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尼赫鲁时期的印度相反，美国走的就是自主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美国起步时比较惨，也就是那十三个州，巴掌大点地方，硬是靠铁血奋斗打出一片天地：开始是独立战争，后来1812年至1814年抵抗英国入侵。当时英国多厉害，就像今天美国一样没人敢惹。当时英国人都打到白宫了，但美国人誓死坚持，结果硬是将英国赶出美国。最终获得彻底的独立。

　　早期美国人的奋斗历史真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欧洲人瞧不起早期的美国人。欧洲当时整个的舆论认为北美人简直就不是正常人。（笑声）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学科都歧视北美人，当时欧洲的人种学家说动物到了北美去，三代以后就变小了，如果人到北美去，三代以后也会变小。（笑声）以至黑格尔都说：“美洲在物理上和心理上一向显得无力，至今还是如此”“美洲土人体质的孱弱，实在是输送黑人到美洲的主要原因。”黑格尔说得不仅有理而且有据，他举例说一位英格兰的旅行家知道“一个北美土人，他的智力已经充分发达，他居然能够从事研究学问，但是开始不久，他就因为狂饮白兰地酒而死了”。所以，在欧洲人看来，北美是去不得的地方，就和我们今天想象中的非洲一样。其实非洲的丛林也并非那么可怕，只是国际上的“贵族”国家把它妖魔化了。所以当时欧洲人说起北美生活就如下了地狱。为了纠正这个偏见，杰斐逊写了《关于弗吉尼亚州的笔记》据理反驳，富兰克林在法国巴黎的住所请那个骂美国人的作者及其他几位法国学者，他同时也带了同等人数的美国学者。先让他们大谈一通美国人种如何不行的观点后，富兰克林说“全体起立”。起立后一看，美国这边个子都比法国人高，最矮的就是那个骂美国人的作家。

　　这也不奇怪，欧洲人对其征服过的民族历来是看不上眼的。法国曾在11世纪中叶征服过英国，马克思说：“英国悲剧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把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这使法国人如此地反感，以致伏尔泰曾经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英国崛起后，整个欧洲又开始将昨天法国人蔑视英国人的眼光投向美国。
　　这说明美国打小就是在骂声中成长的。为什么？有个性，不信邪。早期美国人根本不信英国人宣扬的“自由贸易原则”。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意在告诉美国人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李斯特通过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对当时流行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评，他说：“美国早期以及比较晚期的经验都证明，当（经济）恐慌发生得最频繁、性质最严重的时候，也正是对英国商业往来限制得最不严的时候。”南北战争中，美国人硬是不信邪，将亲英的南方奴隶主阶级打败了。结果北方民族工业资本获得胜利。此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这时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已经确立。美国人奋斗的结果是：曾让欧洲人最瞧不上眼的美国人，经过三百多年的奋斗，竟成了后来欧洲人的保护神。
　　欧洲文明比美国早，所以欧洲人瞧不起美国人，但对亚洲人则另眼相看。你看黑格尔书里就有就有专门介绍中国文明制度的内容。伏尔泰他们那些人都对中国很敬佩，甚至到清朝时欧洲还有人到中国翻译中国文化。欧洲人文明早，所以也知道深浅，马可?波罗把中国的繁华介绍到欧洲，当时欧洲还很黑暗。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的书上还说，从巴黎到里昂，路上还有狼呢。（笑声）所以对比来看，我们中国在中世纪时就是黄金世界，是比美国今天还要耀眼的文明之灯。美国有白宫，咱这儿有皇宫。（笑声）并且咱有文化制度，听说曾有人要去欧洲学习文官制度，欧洲人就说，你还来这里学习，我们的文官制度就是学你们中国人的。其实，未来他们西方人还是要学习中国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和谐文化，中国传统经济是可持续性发展经济。大家看看孟子和梁惠王的讨论，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讲的就是可持续发展，这种认识贯穿着中国人的全部世界观，与西方比，这是东方中国的强项。
　　自然经济条件下，欧洲人从我们这学到了有益的东西，同样的道理，对今天中国人而言，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应该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学习一些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留下的经验，特别是其中治理世界的经验。中国文化中重义轻利，一部《水浒》讲的就是一群好汉们为义而聚，同时也为义所累的故事。中国人说“好朋友，明算账，好亲戚，勤打墙”，但做到这一点，对中国人，尤其是传统的中国人却很难。在西方那里办事，尤其是处理重大原则问题时，往往是商业原则优先，对此他们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罗斯福说“外交就是商务”，说白了就是将商业的原则用于外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决不含糊。1807年6月25日，拿破仑与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谈判，一见面亚历山大一世说，我的敌人就是英国，拿破仑说，好，那我们成交。（笑声）7月7日，双方就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也是这样，他们先谈势力范围，要地盘。丘吉尔一步到位，列出个表，大致是说东欧主要国家英苏势力范围分配百分比，斯大林看完后打了个勾，谈判就成交了。（笑声）罗斯福又请斯大林出兵东北打日本，斯大林先问罗斯福能给点什么，好向俄罗斯人民交待。罗斯福就牺牲中国的利益将辽东半岛等让给了斯大林，斯大林这才在1945年9月2日发表《告人民书》中说，“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我们再看看对西方商业原则阅历甚浅的蒋经国怎么跟斯大林谈的。斯大林要外蒙古，蒋经国说，要外蒙古可不行，因为我们抗战刚结束，人民付出太多，人民不答应。斯大林说，你来求我，还是我求你，你有本事，你去打日本，你又打不过，还说人民不答应。（笑声）斯大林怨小蒋不会言利，小蒋埋怨斯大林不会言义。斯大林的逻辑是，要我在东北出力，你就得给回报。斯大林最后给小蒋挑明说：外蒙古肯定是要的，这是为了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不至让中国拦腰截断。蒋经国说，中国不可能去进攻你苏联，因为我们都已经签了友谊条约了。斯大林说，那是没有用的。中国必然强大。蒋经国说，强大了我们也不会侵略你们。斯大林说，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就会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掌声、笑声）蒋经国是幼稚，姜还是老的辣。老蒋根本就不去谈判，因为他知道手伸不到的地方，谈判都是没有意义的。蒋经国想不通，就问斯大林日本将来会怎样。斯大林说，日本消灭不了，美国统治下它五年后必然崛起。这个国家爱记仇、会报复。蒋经国又问，“如果是你统治日本呢？”斯大林说，最后也不过多管五年。他告诉蒋经国：一个国家可以被毁灭，但民族不能被消灭。蒋经国与斯大林的对话是两种文化的对话。蒋经国满口“之乎者也”“仁者爱人”，这些话，西方人只能在教堂里听得明白，可一到谈判桌上，就完全听不懂。
　　苏联人，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人也不是一开始就会言利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需要与西方人打交道，谈生意。当时苏维埃干部大部分没有与资本家“言利”的本领，针对这种状况，列宁告诉苏维埃各级干部说：“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了这些党员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锻炼的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列宁棒喝这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这就是说，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革命者在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而在建设时期，就需要国家不断地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在革命中是阶级利益，在建设时期是国家利益——的获得，革命只能成为斯巴达克式的殉难。
　　世界就是这样，如狼似虎，你只要有了武装、有了力量，才会有文明。你看当今所谓的文明人都是从血泊中起来的。美国人把印第安人都杀光了，头盖骨甚至便宜到几美分一个，但直到今天美国人都只叫别人承认历史错误，它自己不仅从不认错，反将自己扮成文明的化身。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就是这么靠“恶动力”推动的。再比如联合国是国际民主的象征，但它那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靠的不是胸前的领带，而是靠背后戳着的五个原子弹，那不是娃哈哈。（笑声）大家都有了原子弹，谁也打不过谁，这才谈判。所以，我们在这个发展问题上，不能幼稚，文明的背后需要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就像羊和狼一样，它们之间是没有办法“共舞”。后来苏联共产党人学会了西方人谈判方式，谈判时就特有效率。
　　战略机遇历来都是为强者准备的，美国早期的历史就是对此最有力的证明。早期美国人真有些邪性，楞是不买英国霸权的账。而且那阵“天时地利”都偏爱美国人。美国的“天时”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欧洲的“灾难”。1926年，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认为：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地利”是什么呢？就是欧洲人因内部矛盾，将大片大片的土地，比如路易斯安那、阿拉斯加等“贱卖”给美国。
　　刚独立不久——这与中国抗美援朝时的背景相似——的美国在1812年到1814年那场战争中之所以能打败当时世界头号霸主英国，是因为这时拿破仑正好在欧洲与英国开战。为此，拿破仑需要从大西洋西岸再为美国扶持一个对手，与法国一起从东西两面牵制英国。这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思维，即如果我打不过你，就给你培养个对手，叫你受到两面或多面牵制；我要是能打得过你，那为了使你对我永远忠诚，我也得先分裂了你，使你弱得永远无力向外挑战。黑格尔书中说，“欧洲人初到印度的时候，看到的是许多的小王国，国君都是穆罕默德教和印度的君王。”印度人对英国的忠诚，那是因为英国通过加深印度原有的分裂把印度给残废了：首先印度内部是分裂的——民族最多、宗教最多、土邦最多，印度就这样被英国整个从心理、生理上都给残废了，而且英国走的时候还将印度的国土分裂了。英国人为什么这么狠，把世界想得这么透呢？因为英国也是打出来的，它先跟西班牙打，再跟荷兰打，最后再跟俄国打，打了三百多年，从那么小的国家发展出一个“日不落”帝国，很不容易。它知道治理世界玩不得虚，玩虚的是陈独秀、戈尔巴乔夫那类秀才的事。此类“秀才”，顾名思义，多为做秀之才。（笑声）为了打败英国，至少为了减缓英国对法国的压力，拿破仑在1803年把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美国，他知道只要北美洲再与欧洲一样处于分裂状态，那英国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获得路易斯安那，这对美国而言，真给美国创造了一个成为大国的机会，美国版图一夜间翻了一番。就这样拿破仑在英国西面扶起了一个与法国一样强有力的大国。对此拿破仑自己说得明白，他说：“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对手。”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当时的美国人特讲政治，他不只是考虑赚钱多少。这一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是要学习的。如果一个民族让钱而非政治引领的时候，这个民族肯定是要灭亡的。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叫钱引领过？从来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过犹太人唯利是图的教训。二战前的犹太人有的是钱，最后被钱引到奥斯维辛焚尸炉里去了，连牙齿上的金子都被撬下来了。（笑声）从焚尸炉里出来之后，犹太人组建以色列国家，从此犹太人就不一样了，就讲政治了。为了以色列国家利益，他们会倾其家产。“恐怖主义”打乱了美国，那么厉害，可为什么没有把以色列打掉，因为以色列人是“孙悟空”，他的爱国心是从“八卦炉”中炼出来的，他们知道焚尸炉是什么滋味。（笑声）萨达姆不知道焚尸炉是什么滋味，弄些花里呼哨的东西，还爱写小说，开战前与宋襄公一样先来个自废武功，而且废得很阳光，结果被美国大兵从地窖里揪出被吊死了，首身分离，死得很惨。现在伊拉克人再也不信美国人的“解放”之说了。与萨达姆同期被美国列为另一个“邪恶轴心”的朝鲜，根本就不信邪，在美国的高压下反放了一颗原子弹，结果美国却立即表态说：美国无意于打击朝鲜，还给朝鲜不少钱花。以色列人更不不屈不挠，与美国合作，但不依赖美国。打赢了六场中东战争，终于在中东立足了。
　　不打几次架的男孩长大后是无法在成人堆里混的，国家，尤其是新生的国家更是这样。早期美国人抵抗英国入侵，迫使英国承认其独立。南北战争时，美国人仍是“政治挂帅”。大家看过《飘》，当时南方生活太富有诗意了，按照那样的描述，大家会想：南方那样好，干嘛要统一，因为人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况且，当时南方的棉花还比北方的工业品赚钱。但美国这时候是政治第一，不为GDP引领，国家统一高于一切。林肯说：“如果一幢房屋内部自行分裂了，那它就无法再站立”。结果南北交手，北方赢了，此后美国有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同时还用高关税保护自己的民族资本，特别是西部大铁路修成后，美国崛起便成了不可阻挡趋势。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还有一半国土是开放给外国资本的话，那美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其最可能的结局将与印度一样。因此，美国南北战争的经验不仅对中国，同样也对所有的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都有正面的启示。
　　美国南北统一后，欧洲人的不争气再次帮助了美国。1853年至1856年俄国同英国、法国打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失败后就要报复英国。英国得罪人太多，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大家都想给它拆台，都想给它培养个对手，于是就帮当时还比较弱小的美国。（笑声）1867年3月30日俄国正式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继从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后，美国的蓝天上又“掉下个林妹妹”。（笑声）由此美国便有了从北纬35度到70度之间庞大的国家版图。
　　我们再比较印度。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印度刚刚为英国完全占领。此后，印度的经济结构就失去了独立性。这对印度的发展影响至深。印度独立后，它的发展基本上是拉美模式。我查了印度1949-2003年的外贸发展状况，五十多年中只有1972-1973和1976-1977两个年度是顺差，到2000年后，印度外贸逆差就像雪崩一样。这说明印度经济基本上是靠外资拉动。说它是个软件大国，但它的战略性的软件几乎没有发展，1997年到2000年间，其战略产品出口只有1亿卢比，印度核试验后，它的战略性电子产业几乎没有发展。印度倒是有航空母舰，但其核心技术却主要是俄罗斯卖给它的。它想跟俄罗斯进行技术合作，人家又不积极。所以印度是依附型发展模式，除政府垄断的外，印度几乎没有多少自己的民族市场。它那个经济收入分配结构正好呈两个反比：人数最多部分收入最少，其市民的最低生活标准由政府保着。中间那部分人有些收入，最多的部分则是给了外国。印度软件人才很多是在给国外公司打工。它的财政比我们国家的包袱要沉重，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没有经过社会革命。尼赫鲁走的是和平取得政权道路，虽是低成本的革命，得到的却是远比中国成本高得多的发展。很多私有权保留了下来，国家动辄就得给私有权付利。国家的投资往往因无数私产预先截流了。印度“产权明晰”啊，所以成本太高，从投资到项目，已所剩无几了。2000年我看到它修一座立交桥，铁架钢丝都是人工拧上去的，进程极慢。这说明他们的基础工程发展是很慢的。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了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个以马哈拉诺比斯为首的委员会，要求调查印度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财富和生产手段集中的程度”。调查结论表明：私人垄断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劳动成果日益为私人企业所截流甚至垄断。这种截流导致印度经济基层萎缩性发展，导致社会基层没有强劲的投资和消费能力。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印度的劳保、福利比较好，这并不是因为它的社会财富被用于反哺人民，而是由于国家“下身”即正如阿玛蒂亚?森说的社会基层人口消费“权利的失败”，所以国家就给这些“失败”的人包了个大“毛毯”，政府仿佛一个大保姆，抱着一大堆穷人，还不敢得罪富人。（笑声）如得罪了富人，就会被议会弹劾，收税也会发生困难。我在印度国家医院做了个小手术，就挂了个号，用了10卢比，相当于人民币两块钱，其他的全部不交钱。就这一点来说，它跟咱们毛泽东时期一样又不一样，同是政府包揽，但中国政府把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在了基本建设上；印度不是这样，印度政府作用就是保着它的“下身”不烂，节省下来的钱都让私有权拿走了。印度学生总说我们中国人“不懂民主”，我说你想要搞民主，先把尼赫鲁大学旁边的贫民窟救济救济。（笑声）远的世界革命不说，你先把近的那些事情做一做，到处都是穷人，还搞什么“民主”。印度的“民主”本质上是保护私有权而非广大人民。民主的本质不主要在言论权的平等，而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分配权上的平等。不管经济成就还是政治成就，印度与几乎是同期建国的中国之间的差距，是在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及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
　　今天试想，如果美国当年也走印度这条路，那英国人就高兴了。今天美国人可以叫拉丁美洲走印度式道路，但绝不能让他们走美国式的道路。美国人宁可在南美多出几个甘地，也不能再出格瓦拉。

　　但美国在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也不是没的争论的，它一开始也充满着“两条道路的斗争”。美国独立后不久，国会就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走什么路的大讨论。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主张集中国家权力，认为为了国家的尊严和幸福，必须建立联邦制而不是松散的邦联制；为了保持联邦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他不否认政府的权力太多会导致专制，但权力太少也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而两者对人民来说都是毁灭性的。财政政策的目的不应是为了增加财政的紊乱而是为了增加国家力量。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上主张大力发展海军和实行商业扩张，他说：“如果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商业民族，或者要保持大西洋这边的安全，我们必须尽快地为有一支海军而努力。”他警告大西洋对岸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说：“决不能忘记，我国在一个有效政府下的坚强联合，可能是不止一个欧洲国家日益妒忌的对象；而颠覆我国的计划有时会出自国外强国的阴谋，而且往往受到某些强国的煽动和赞助。”这种观点在美国大资产阶级中有相当的势力，他们以汉密尔顿为领导形成“联邦党”，并得到华盛顿的支持。
　　从法国回来的“海归”杰斐逊则与汉密尔顿有很大的区别。他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马布里及英国哲学家洛克的影响，相信自然权力和“天赋人权”说，认为当政府损害人民的利益时，人民有权反抗政府。谢司起义后，杰斐逊对其表示支持。杰斐逊将国家的稳定建立在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和辨别能力的改善。在权力分配上主张以州为基权，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以杰斐逊为首形成民主共和党政治集团，亦称“反联邦党”，在美国也有相当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汉密尔顿希望集中国家权力，杰斐逊则希望分散国家权力。两人都不反对共和制，但汉密尔顿则偏重于公民国家主义，而杰斐逊则偏重于民本国家主义。这场争论对美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汉密尔顿的国家主义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这对推动国家海外商业扩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杰斐逊的民本主义国家政策导向使美国出台了维护国家利益、主权独立、反对霸权的外交政策。杰斐逊执政期间注意到：美国商业和海运业的最大障碍就是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工业品充斥美国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的经济命脉，他认为，不发展本国工业，等于使美国“永远处于外国和不友好人民的附庸国的地位。”他说，英国的霸权行为“使我国普遍产生一种发展我们自己的制造业，把依赖英国货物的数目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奋发精神。”为此，1793年12月，杰斐逊曾向众议院提交一份《关于美国商业优惠和限制的报告》，郑重提出英国对美国贸易的不平等，要求与英国谈判缔约，以保护美国的商业，并适当对英国进行报复。1801年12月，杰斐逊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进一步提出美国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巨大计划。他将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列为“国家繁荣的四大支柱”。1806年4月18日，美国颁布《禁止输入法》，宣布自当年11月1日起禁止某些英国产品进口，除非在此期间两国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1809年1月9日，美国国会又通过《强制执行法》，进一步实行禁运。禁运的结果，尽管美国自己也遭受了很大经济损失，但在政治上它维护了美国的独立和主权尊严。在经济上，杰斐逊说：“我们的禁运产生了一个值得庆幸的持久效果。它已使我们大家从事国内的各种制造业，……以后我们对英国的需求可以实足缩减一半。”1809年3月1日，杰斐逊卸任前签署撤销禁运法令，但国会针对英法的经济霸权另行一项《停止通商法》（即《断绝贸易法》），继续与英法断绝贸易。但如果英法之中任何一国首先废除其损害美国的商业法令，美国即与之恢复通商关系。

　　在美国不畏强权的斗争下，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英法霸权的阴影。这一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中国一些人提出的“与国际全面接轨”的道路形成鲜明的对比。昨天美国人拒绝与英国“全面接轨”，而今我们一些人则不知疲倦地要与美国“全面接轨”，其中风险，令人不寒而栗。

　　经济独立自主使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但高速发展又带来我们今天也面临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南北统一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发展造成国内两极分化加剧。美国19世纪70、80年代开始重复英国40年代的经历：当时美国工人穷得不得了，童工很多，也出现了很多工人运动。我们今天享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三八妇女节”就是美国工人阶级在那个时候争取到的。当时美国的陆战队多是用来镇压工人的。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纽约等城市工人举行大规模游行，美国派军队开进去镇压不说，还把四名工人领袖吊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在美国也是很盛行的。那后来它是怎么过来的呢？它与英国一样发展海军，美国海军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初发展得非常快。
19世纪末的世界真是东方世界一天天烂下去，西方世界一天天好起来。这恰好为新兴的美国提供了有利扩张的外部环境。

　　当时东方世界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要发展海军，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也有与东岸美国马汉同代的海权思想的先驱人物，这个人就是严复。严复雄心勃勃去英国学海军，拿了洋文凭回来，不过清朝不认洋文凭，只认本国状元。所以严复这个“海归”回来后没有话语权。他开始在海军学校当校长，但人事上又斗不过人家，因为不是状元，没有话语权啊。他又去考乡试，第一试就考不过去，最后病怏怏成了一个翻译家，讲究“信、达、雅”。社会到这个份上，人就没有希望了。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军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都很失意，像辛弃疾是个军人，打仗很勇猛，最后却弄成了词人。（笑声）这真令人“哀其不幸”。
　　顺便说句，政治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能力。不是说有政治抱负和政治思想就具备了这种能力。梁启超当时也是有政治报复的人，尽管梁启超为中国进步而献身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不过他的能力不在政治，仅凭书生热血，最后弄了个人亡家没破。后来他的儿子多不从政，有的还成了著名的工程技术专家，但很爱国。这说明后一代看出了前辈的个性特点。毛泽东年青时学梁启超的文章，他有个老师绰号叫袁大胡子，就劝青年毛泽东写文章少学梁启超，多学韩愈。梁启超的文章属少年“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虽激情万丈，但空论较多，于事无补。当人持重了，自然就是“却道天凉好个秋”。（笑声）成功的政治人物都脱去了梁启超那样“慷慨激昂”的毛病。这个毛病在国民党孙中山那里还有一点，到蒋介石那里就没有了，蒋介石这人知道抓枪杆子了，去办黄埔军校，三下五除二就将北伐搞成了，这时的浙江人就能与“东北人”叫板了。（笑声）严复去世的那一年的中国真是鸿运西来：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但在此时，美国已经在太平洋东岸崛起，尽管它还没有成为对世界有绝对影响力的国家。当时的美国的生命成长有点像今日的中国。

　　美国的崛起靠的是海军，它先到远东，发现远东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形势，美国坚决加入其中，也要“利益均沾”。1898年这一年美国干了三件大事：它先拿下夏威夷。当时日本也想拿夏威夷，因为日本将东部安全边界就设在夏威夷，这是它的底牌，它不想叫美国势力越过夏威夷。当时夏威夷只住了一万美国藉居民，但却有十万日本藉居民，日本想用移民的方法最终改变夏威夷的主权属性。1897年6月16日，美国和夏威夷在华盛顿签署合并条约。日本派舰，美日双方海军对峙，美国不惜武力坚守东太平洋的安全底线。由于日本在东北亚立足未稳，还受着俄国的战略压力。日本只有先西后东，将夏威夷问题留待将来总体解决，1897年12月22日，日本撤回对美国合并夏威夷的抗议。斯大林说日本“爱报复”，但日本这个国家也是欺软怕硬。1939年5至8月，当时日本想打苏联，但斯大林在远东部署的红军精锐，在诺门坎一战将关东军一下子把日本打蒙了。近卫文麿任日本首相后曾对德国驻日本大使鄂图说：“日本通过诺门坎冲突了解到苏军实力，日本要在技术、装备、机械化方面达到苏军水平至少还需要两年”。此后日本就再也不敢和斯大林交手了，柿子总捡软的捏的日本人，捏不过美国人、捏不过苏联人，就捏咱“蒋总统”。因为蒋介石与罗斯福、斯大林不同，他要“攘外必先安内”。

　　美国拿下夏威夷后，乘胜追击，同年又把古巴拿下，这还没完，一鼓作气也把菲律宾拿下了。拿菲律宾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文明的冲突”，因为菲律宾居民都是信基督教的，信教时间不亚于美国，但美国人愣是把信基督教的人杀得血流成河。（笑声）美国把这三个地方占下后就来到东方搞“利益均沾”，此后东方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回美国。20世纪初，美国才出现了“顾客是上帝”、“重视教育”等等说法，开始变得“文明”起来，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也开始好转，与欧洲工人阶级一样，从一个被压迫的阶级整体性地进入压迫民族的行列，结果与欧洲的情况一样，暴力革命也就在美国偃旗息鼓。

20世纪初，欧洲人对美国的态度就不得不另眼相看了。可在这前半个世纪即林肯时期，欧洲人还说林肯是邪恶轴心呢。（笑声）这是原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和法国把俄国打败了。当时俄国人恨英国和法国人，俄国便支持林肯。当时林肯没有海军，南方分裂势力的海军可以直接开到加利福尼亚。1863年，沙俄海军对美国北方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官方访问，以示对林肯政府的支持。那些在美访问的“俄国人受到了几乎是歇斯底里般的热情欢迎和招待。全国都乞求上帝保佑俄国人”。1866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一次暗杀阴谋中幸免于难，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专门决议，向沙皇表示慰问。为了拉住美国，俄国在美国南北战争后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所以欧洲人认为美俄他们是“邪恶轴心”。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在丑化林肯。与有产阶级相反，当时欧洲工人阶级对林肯予以巨大的道义支持。1864年11月马克思起草的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信，在信中马克思给林肯以高度的赞扬，说“从美国的大博斗开始之时起，欧洲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同星条旗息息相关”；“欧洲工人阶级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一样，美国的反奴隶制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他的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1864年4月14日，林肯遇剌，当天安德鲁?约翰逊继任总统。5月，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起草《致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告诫这位新总统不忘林肯“解放劳动”的伟大使命继续前进，马克思写道：
　　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阁下，落在您肩上的任务就是用法律去根除那些已被刀剑砍倒的东西，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深刻地意识到您的伟大使命，将使您在严峻的职责面前不作任何妥协。您将永远不会忘记，为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美国人民把领导责任付托给了两位劳动伟人：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德鲁?约翰逊。
　　马克思试图利用美国这架新生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推进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这种乐观情绪到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镇压中彻底破灭，再加上1871年大批巴黎公社社员倒在梯也尔屠刀之下的事实，促使马克思认识到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在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属于本阶级的国家。1871年马克思写了《法兰西内战》，认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但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同时也促使马克思形成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思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有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便有了列宁主义，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了列宁主义，才有了东方工农无产阶级革命，才有了毛泽东思想，才有了新中国，才有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这都是后话。

　　当时的俄国人确实没有地缘政治的观念，也没有经济结构的观念。如果是要按老英国地缘政治思维，在南北战争期间它就不会支持美国，而是将美国引向“拉美模式”，这样俄国才会高枕无忧并有更大和更稳定的外围市场；相反，如果北美走上自主型的工业资本道路，那将来必和俄国争霸。老英国是一定要把别的国家变成是“找食”的动物，而它则将自己培养成“造食”的主人。天下都是“造食”的主宰“找食”的。显然俄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今天的北美是就不是美国的天下了。

　　这一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尤为重要，对中国未来最致命的并不是败在战场上，而在被引入“拉美模式”，这在亚洲就是“印度模式”。自从印度独立时起，英国人就将印度送入了亚洲版的“拉美模式”：印度一个五年计划下来，拿大头的是外国资本和国内各式私有者，国家和劳动者所得根本不足以持续完成像中国那样的国民经济体系根本改造的重任。因为支撑印度国家经济基础的人民（工人和农民）劳动不仅没有得到反哺反而承受了更重的私有权的层层盘剥。

　　国际斗争的焦点不在劳动权，而在财富的分配权。如果财富仅靠公平劳动赚钱就可获得的话，那国家就不需要国防生产了。没有听说有哪个长工到地主家干活会带上枪，只有地主和土匪才会带枪，因为他们争的是分配规则，而改变规则是要动粗的。（笑声）这个世上就这么点东西，如果东西多了，大家自然不会有矛盾，比如阳光、空气大家就不用争夺，但现在森林和水就难说了。在不合理的国际分配体系中，南方国家仅靠劳动是不能致富的。你看今天的美国，国内失业者的领到的补贴并不少，这是因为美国在整个国际财富分配体系中得到了大头。今天中国也面临着这个同样的两极分化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将“世界工厂”引入中国是不行的，得在目前国际财富和稀缺资源分配中有足以补偿中国为世界所作的劳动贡献的份额。
　　我们眼前的世界不是靠理念“建构”的，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资源的绝对稀缺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政治的基本矛盾。发展如果在计划经济内，这个矛盾还会是有限的和可控的，但只要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这个矛盾就具有了绝对无限的性质。这里说的“资源”指的是人类生活必需而又非常稀缺的物质，可能是食物、土地，也可能是货币、矿产。人类斗争，争的就是稀缺资源。我们小学男女生在课桌上画一条线，那就是萌生于人心最初的地缘政治学，为什么呢，因为空间有限，如果空间无限的话，那个“同桌的你”就不画那条线了。（笑声）我们再看看地图，地图上哪个地方的边界最曲折？当然是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你看南亚和中东就是这样。中世纪时大家都争耕地，不需要石油，因为那时石油没有用。我曾经到新疆，看到荒凉的旷野上冒火，心想所谓“火焰山”可能就是由此而生。中国西部石油、天然气比较多，古时没有大规模开发，地表就会“富得冒油”，一点火，泥土也能当柴烧。现在世界石油成了稀缺资源，成了第二货币。于是大国就为石油打战。
　　国家其实也是一个汲取资源的生命体。所谓“全球化”过程就是优势经济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汲取优质资源的过程。历史上出现过两个全球化：一个是农业全球化、一个是工业全球化。中世纪农业全球化时，中国是老大。当时的情况就是，谁占有的耕地多、人口多，谁就是老大。为什么？因为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税赋和兵丁，有税赋和兵丁，这个国家就会强大。中国华夏贡赋体系，实际就是帝国体系。农业全球化中的“四强”即四大文明古国都位于大河流域的农业体系：尼罗河、幼发拉底河、黄河，还有恒河。当时的渔牧业，甚至是手工业都竞争不过农业。那个时候，谁要是不积极融入农业全球化，就搞不下去。且不说孝文帝、努尔哈赤，就连蒙古人征服欧亚后，都最终融入了农业全球化进程。这个农业全球化一搞就是几千年。由此说中国人在历史上一点也不差，根本不必要自惭形秽。说中国历来落后，这是胡说八道，是不懂历史。中国近代的落后，只是因为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应的资源内容发生转换，农业连同它的耕地在工业品前大幅贬值，而我们的农业文明模式因时间太长而过于固化，一时转换不过来，最终被人家的大炮轰开了。但中国人是相当聪明的，不会的东西，一学就学成绝活。你看今天我们加入WTO，与国际接了轨，与“鬼”共舞，结果一下子学得比鬼还鬼。（笑声）中国人很聪明，学原子弹有原子弹，学打仗会打仗，只要有时间就行。本来我们也不会搞市场经济，但现在自由主义者都把它在中国搞成精了。（笑声）
　　近世的全球化本质上是工业资本全球化。自它出现后，农业全球化中崛起的优势国家先后衰落，最早倒下的是巴格达，然后是埃及。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是从西向东扩张的。最后到19世纪50年代后，印度和中国才开始衰落。
　　如果将这些时间串起来，这在大国衰落链条中就呈现出一个有趣的规律性现象：即具有洲际主体大陆板块国家最具稳定性。这说明国家的稳定性与其地缘政治版图特性息息相关。一般说来，具有洲际大陆主体板块的国家比破碎的，尤其是对称型破碎的大陆板块的国家更具稳定性。中世纪文明大国中，位于小亚细亚的巴格达衰落得最快，因为它的地缘政治板块不仅处于破碎地带，而且处于对称型破碎地带。埃及具有大陆主体板块的特征，但处欧洲工业国家航海线的要道，所以比中国和印度较早衰落；同等道理，印度比中国较早衰落。

黑格尔也发现了这一现象但没有道出其中的原因，他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剌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只有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
　　这个“胸膛”，我理解，指的就是拥有亚洲主体板块的中国。接着他又将中国与东方主要文明古国相比，来进一步论证上面的观点。他说：恒河和印度河的世界也被保全了。这样缺乏思想的局面也同样地不能消灭，但是它在它的本质上注定要和其他种族相混合、要被战胜、要被征服。

　　相反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斯河沿岸的那些帝国却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至多也不过是一堆瓦砾；正因为波斯帝国是“过渡”的王国，本来就易于消灭；至于里海旁的各王国则被卷入到伊兰和都兰的古代斗争当中。寂寂的尼罗河上的那个帝国如今只存在黄泉下面，保留于它无言的死者——永久不断地被人偷运到世界各部去——和那些死者的堂皇的墓道；而地面上所遗留的只不过是一些华贵的古墓罢了。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中华帝国的命运与其地缘政治特征密切相关。与印度南部安全特征一样，中国东部大海的护卫使中国东部成了其国防最薄弱的部分，在当时只有在技术上能征服了大海的国家，才能征服中国。由于大海对我们中国东部的天然保护，长期以来中国发展出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南犯的发达的骑兵和步兵，而海军发展缓慢。正如忽必烈征服不了大海就征服不了日本一样，在当时征服不了大海的外族，也就征服不了中国。东海保护中国的结果也延缓了中国人对大海征服能力的成长。尽管中国屹立东方五千年，但随西方对大海的征服而最后轰然坍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整个财富都流向了西方，我们的文明曾在世界文明中的中心地位现在则被西方文明体系边缘化。因为打败了，败了就得按照别人的规则重塑文明。
　　今天的历史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的历史，即由自在的历史向自为的历史，从自然王国的历史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转变的历史。制陆权让位于制海权对人类推进这个历史转变过程起到了极其伟大的作用。大海并非只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更重要的它是国际财富运动及其相应的国际财富分配规则确立的关键区域。马汉说，拥有制海权就拥有历史的主动权。这意思并不是说，海权决定战役的输赢，而是说海权决定财富分配规则。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际财富流动是依托海洋的，占领大海就能在世界贸易分配中占主要地位；拥有制海权就拥有了财富，而拥有了财富，也就得以建成英美式高成本的民主社会。工业文明时代，看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不主要看每年的粮食产量，而是看海上的货运量。所以美国每年都要让马六甲海峡要道的国家帮它统计一下中国的货运量，它就是要看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外贸吞吐能力。外贸吞吐能力的大小决定国家对海权需求的大小。所以说，失去海权，现代国家就失去了未来。

　　今天我们已进入了WTO，我们开始参与全球化。但一开始我们并不了解这个规则，我们以为只要我们自己融入全球化发展就可以了，我们也和18世纪末的法国一样，以为只要我们加入资本中心体系，就可发大财。现在才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这不仅是由于我们的发展不是靠密集自主型技术产品，而是靠密集劳动力资源和矿产资源，更是由于中国技术面临的准入门坎是人家西方人设立的，实在太高；它向中国要的“买路钱”也实在太高。这对资源极丰富的后发国家而言，也没什么，我们看，俄国资源太丰富了，好像有上帝支持一样。（笑声）问题是我们中国与许多后发国家一样，与俄国不能相比，我们的资源太有限了，所以我们与目前的国际资本体系中的分配体制的矛盾要来得深刻。

　　我们国家发展的弱点，美国人看得明白；狂妄自大历来是他们的缺点，这一点我们也看得明白。小布什上台后几乎是疯了，拿破仑说，指挥员要把心放在大脑里，而这位小布什是把脑袋放在拳头里，他把阿富汗打下了，又打伊拉克，打下伊拉克没有解决问题就又以为是伊朗在支持，甚至要打伊朗。小布什从不想想自己的问题，有问题都是别人的错，所以他要打伊朗。但由此产生的逻辑悖论是，要是打不下伊朗，就得继续打俄国。如果这样较劲干下去，那美国就是和上帝在打仗了，（笑声）那个仗是不能打的。

　　小布什这个人一副“舍我其谁”的性格，上帝也拿他没办法。（笑声）他这个“高干子弟”，只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知道美国的“家底”如何，也不知美国国家能力底线在哪儿。谁都知道，战略设计的关键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国力，其要义在于战略目标和国家战略能力相匹配。美国所有的失败，不管是杜鲁门还是肯尼迪，他们的失误都可归结于战略目标大于国家承受能力。你们看，20世纪50年代那位赫赫有名的战略问题专家凯南为他的国家设计出的“遏制战略”，是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任务；不仅这样，当时美国背后还有麦卡锡用“反共”的鞭子赶着美国往凯南吆喝的战车跳，这辆战车昨天叫“反共”，今天在小布什这叫“反恐”，其共性几乎是要以全世界为敌，这怎么行呢？世界史中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世界为敌。当美国人碰得头破血流又不好意思后退时，美国才出现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才是美国人的真智慧。他在关岛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然后美国就撤了。在这个问题上，今天的小布什还在继续犯与上帝为敌的错误。

　　曾有人问我研究的方法论是什么，我说，我研究的方法论既不是建构主义、也不是结构主义，而是“橡皮筋主义”。国际关系好比小孩子手中玩耍的橡皮圈。不管他翻出多少花样，它的每条边，甚至橡皮圈的总长，总有自己的底线和极限，过了极限，就会拉断了；过了底线，就会受到“侵略”。橡皮筋的某一边被拉断或收缩过头，这个“橡皮圈”即国际体系就要重组。美国曾将自己的战线拉得太长，最后才有尼克松调整，国力才算恢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将战线拉向全世界，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来不及调整反导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战后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就经受了一次大冲击。国力扩展性使用的原则是不能将将国力“拉断”，这是极限；国力收缩的原则是不能缩得受到入侵，这是底线。只要研究出这两个点，你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判断就会心中有数。
　　斯大林曾说过：“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士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今天美国现在连伊拉克都摆不平，还说要“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这一看就知，如果不是笑话，那就是气话。为什么呢？因为“两场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超出了美国的国力极限。当然，有些战争，如果要是用上美国的全部力量或许也可以打赢，但可能么？美国如果要这么做，那必须是美国的最核心的国家利益，也就是像珍珠港那样的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利益。要美国动用极端手段，必须是针对极端目标，两者必须匹配。那对我们中国而言，台湾是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当然不是，并且连关键利益也轮不上。既然如此，“台独”分子指望美国用它的全部资源，只为其面子与中国大陆全面开战，美国人是不干的。同样，北朝鲜也不是它的核心利益，它也不会投入全部力量。

　　美国西太平洋的地缘利益要义在哪呢？美国要保的主要是关岛、菲律宾和马六甲海峡，以确保其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台湾不在这条线上，因而是虚设的。只要不影响美国的这些核心利益，美国就不会动用全部力量。当年它打日本的时候，就是从南向北打，而不相反。为什么？就是要先保自己的海上运输线。所以我们在分析美国战略的时候，不要光看它的战略逻辑设计，一读它的战略报告涵盖全世界而又所向披靡，就大喊“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觉得不得了。其实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毛泽东说，“它只有几个兵调来调去，黎巴嫩事情发生，从太平洋调去，到了红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到马来亚登陆”。（笑声、掌声）

　　美国人的能力逻辑和战略逻辑出现严重错位是在他发了财以后。美国人在二战之前是受欧洲人压迫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受压迫的国家出大战略家。我到西部甘肃的一个小地方看，那一年就出了好几个清华生。穷的地方出人才，尤其是战略人才，富地方出GDP，搞点小炒吃吃。（笑声）所以，账房先生到南方找，战略人才到西部找，湖南也行、四川也行，（有同学高叫道“安徽也行”，笑声）至少香港出不了丘吉尔。
　　美国当时就出了马歇尔。欧洲是怎么被打掉的？是靠罗斯福、马歇尔这一代领导人的战略能力，不是靠GDP。当时欧洲一直欺负美国，美国人根本不与他们讲“之乎者也”：在亚洲，它先扶日本起来于1895年打败中国，1905年打败俄国，最后再叫日本南下冲击英法利益。但当日本打到南京的时候，虽然美国表面上还答应欧洲不再向日本提供石油，但实际上对日本的石油供应仍未终断，因为美国还需要日本为他再当一阵“战略清道夫”，帮他将英法从东南亚赶出去。

　　日本如果在进入南京后停步的话，当时美国就有些人主张将整个东北亚让给日本。美国也学老英国的方法，要亚洲构成欧洲式的力量制衡。美国使日本坐大以制衡中国和俄国——这正如当年拿破仑使美国坐大以制衡英国的道理一样，那样亚洲就没有大陆主体板块了，那样日本和中国就像欧洲的德国和法国一样，美国以后就可以在东亚玩两面下注两面吃的平衡游戏。即使到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美国也没有放弃这一未来构想。1941年4月16日美国与日本签署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确认，该文件第三部分第H点明确表示美国“承认满洲国”。1941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1900-1989）曾对苏联大使披露：“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不想，这个时候日本出了个东条英机打乱了美国的远东安排。尽管如此，美国人也没有罢休肢解中国大陆主体板块地位的努力：1945年11月20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只是苏联在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及日本宣布投降后，将东北交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这才使美国在日本投降后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国板块的企图再次化为泡影。
　　日本这个国家是没有文化的，（笑声）这使它往往失掉已到手或或即将到手的利益。日本明治时期就自以为它是东方不列颠。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日本与英国虽同为岛国，但它和英国面对的地缘政治形势完全不同。18世纪英国面对的是两面破碎的欧美大陆，北美那边是破碎的，北美人也没那么自信，视英人为神明。比如，华盛顿在日记里就说特别想当英国殖民地的官，他曾给上司写信说：“我对国家又是太热爱了”，“如果我能奢望您认为我胜任中校之职，并在任命时为我美言，我将不胜感激。”十足的一个官迷。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英国重用人才，给华盛顿一个处长干干，那保不住后来的美国就会少个总统。（笑声）美国独立后，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法国拿破仑送给美国一个路易斯安那，南北战争后，俄国沙皇再给美国一个阿拉斯加，加上美国的扩张，最后终成了具有北美大陆主体板块的国家。
　　但英国东面欧洲大陆始终是破碎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这几家一直在掐，这一破碎性使欧洲倒了大霉。本来欧洲是个拉丁主体板块，罗马曾征服并统一了欧洲；罗马衰落后，欧洲出现中国五胡乱华式的大混乱。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又将它统一，不想公元843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将欧洲一分为三：这就是今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前身。此后欧洲就没过过好日子，以至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欧洲。
　　地缘政治遵循几何学原理。只有洲际大陆主体板块的国家，它的合力才大。按照几何学两个矢量之间的夹角越大，其合力越小的原则，对等力量的国家越接近，边界越多，这些国家间的矢量夹角就越大，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该地区的合力越小。我们现在统计欧洲力量的时候，多用代数方法，即法国GDP加上德国GDP，再加上意大利、西班牙等的GDP，最后得出一个总量。其实地区合力不能这么算，因为在破碎型地缘政治板块中，有很多力量在磨擦中抵消了，因此，欧洲力量要看它们之间的“差”的结果而不是“和”的总量。大陆板块越破碎，它的合力就越小。怎么可能大呢？如果很大，近代历史早就没有英国的份了。英国历来是让法国起来打德国，让德国起来打法国，就是不能让一个国家坐大，英国这样才能应付偌大的欧洲世界。

　　日本面临着的大陆和英国并不一样。日本北面有俄罗斯大块头，西面是中国大块头，这两家还与日本很近，从北、西两面压得日本喘不过气；日本东面无凭无遮，却有个山姆大叔，美国虽远，海军则是一流。这三家都是些极难撞破的大板块。但日本人也不是吃素的，他居然把这个铁三角给撞破了。它想先打美国，一看不行，太远了。日本后来从中国开刀。日本人不知道，当初要是没有中国，日本早被洋人灭了，因为中国太大了，把西方列强的力量都吸引中国这边，日本才逃过一劫，日本才有了时间和力量进行明治维新。开始时它压根就没敢想能打赢它的中国“皇叔”，后来一看英国都得手了，自己为何不能试试。当时中国虚弱，列强正在瓜分中国。日本用足了吃奶的力气，借足了钱，在1894年跟中国打了一仗，没想到真打赢了。日本的野心随之就膨胀起来。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此后日本就不知自己为老几了。（笑声）1931年出兵中国，到了1940年，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被分成多块：伪满洲国、伪华北自治、汪精卫伪政权、西南蒋介石政权、新疆还有盛世才，等等。但日本的没文化的性格导致他们不知收敛。1940年日本一直打到南方香港，继而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把英法的势力全给赶走后，它又打了美国。这时候的日本就像今天的小布什一样，打了阿富汗还要打伊拉克，打了伊拉克还要打伊朗。1941年12月，日本打了美国珍珠港，这事儿就大了。美国也早准备好了，与中国联合，一反手就把东条英机给灭了。

　　日本明治以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有战无略的现象？因为明治后，它起步比较顺利，既年轻又没文化，像小布什一样谁抖红布就打谁。（笑声）到1938年时，日本的力量已大大越过了其国力允许的极限，不能再打了。当时山本五十六比较持重，像今天美国的鲍威尔，不主张继续打美国，但内阁不听他的意见，没办法。

　　国际博弈也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原则，用国际政治专业术语说，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发生冲突。

大家看看，拿破仑跟英国打，胜了；1812年又打入俄国，三年就败了。希特勒跟英国打，胜了；1941年打入俄国，三年也败了。东条英机跟中国打，算是胜了；1941年打了美国，三年便败。朝鲜战争中，美国跟中苏打，三年败了。越南战争，美国跟中苏打，时间虽长点，但败得更惨。勃列日涅夫跟中美作对，全世界扩张，国力严重透支，到戈尔巴乔夫终导致苏联解体。毛泽东深悟此道，决不两面树敌：一开始和苏联紧密结盟，抵住了美国的压力；后来苏联翻脸，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大兵压境，甚至准备要打中国的核基地。但毛泽东不着急，等到美国也吃不消苏联在全世界对美国的“围追堵截”时，毛泽东轻击珍宝岛，中美合作关系的历史由此揭开。珍宝岛一仗，其实是在给美国递话，意思是可以来了，但毛泽东不直说，而是借珍宝岛事件来示意。结果，尼克松就真地诚惶诚恐地来了。（笑声）毛泽东善于找那种一两拔千斤的机会。当时我们处于弱势，如果去求美国，那代价就大了；如果等到他们来求我们，那反倒会有收益。中国虽不顺，毛泽东知道尼克松也在着急，毛泽东先叫斯诺递信，开始美国那儿没听懂，毛泽东再在珍宝岛敲点响声，基辛格明白了，从巴基斯坦来找中国。尼克松来的时候，心里有点害怕，他在自传中说，他还担心出现毛泽东“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的局面。到中国后，周恩来去接他，很快就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他。尼克松一上来就要谈外交问题，毛泽东说：这事咱不谈，让恩来跟你谈，咱们来谈哲学。（笑声）毛泽东与尼克松谈话，跟丘吉尔见斯大林一样直接，直奔主题，没有那么多之乎者也。会谈结束时尼克松很激动，一副少年“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样子，万丈豪情地握着毛泽东的手告别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轻轻地说：“我就不送你了”。（掌声、笑声）这就是小同志和老同志之间的区别，毛泽东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四?一二”血泊中爬出来的，是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有“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气度。

抵御通胀未果，面临衰退风险

Tue, 03 Jun 2008 05:58:47 GMT

快速贬值的货币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但也许她又会成为汹涌而来的通货膨胀的牺牲品。

从北京到曼谷的中央银行正在失去他们的赌注——全球经济放缓对物价上涨压力的缓和。北美和欧洲的出口需求尽管已经减弱，持续增长的国内消费还是推动亚洲通货膨胀率高至26%。

根据彭博社数据，在中国、泰国、菲律宾以及其他至少8个经济体中，基准利率都低于通胀率，导致各国实际的存款负利率。风险在于，物价将更加快速上涨，导致经济过热以及随之而来的衰退。

“除非存在阻止通胀的有力措施，投资者将重新看待亚洲的成长故事，并将意识到情形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乐观。”巴克莱集团经济学家Sailesh Jah认为，“信心将会减弱，股票和资本流出量等资产价格将会出现重大修正。”

泰国央行已经将其主要利率在3.25%的位置保持了将近一年，而通胀率在这期间翻了3倍，已经达到6.2%。在去年12月早些时候宣布计划执行从紧货币政策的中国人民银行，从2007年底开始一直维持贷款利率7.47%不变，即便在通胀率上冲8.5%，几乎达到12年新高的时候。

地震余波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上月毁灭性的地震余波中面临失去更多的“土地”，而这次地震也给银行增加了发放更多贷款用于重建的压力。

“如果央行不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最终的修正会在高很多的价位上来临。”Daiwa研究院高级学家Kevin Lai在香港说，“问题拖得越久，风险就越大，而随之而来的衰退期也会更长更痛苦。”

亚洲80年和90年代前期的繁荣终止于1997年的泰铢贬值，并引发一系列货币崩溃和境外投资者从这个区域快速和大量抽离资本的情况。

亚洲，这个有6亿人口挣扎在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贫困线上的地域，那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在控制价格缩水和支撑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下出现了分歧，包括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内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通过价格控制和补贴提高通胀承受力，就是为了避免提高存款利率。

难以想象的“松”

“政策制定者都期望较慢的全球增长可以帮助他们降低通胀率，”汇丰投资集团高级经济学家

Robert Prior Wandesforde在新加坡说，“那样的好事不会发生。货币政策实在是太宽松了，他们有太多的补救措施需要去做。”

在越南，银行贷款利率在去年增长50%的基础上，2008年头四个月又攀升14.7个百分点；而在新加坡，该数字与去年4月同比也增加了24.4%。在中国，工厂和资产类的收益率在头四个月内达到了25.7%。

即使在5月12日中国四川省的地震打击之前，中国的制定者都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提高存款利率，担心因此破坏抑制国际投机资本流入的努力。

据来自上海的独立经济学家Andy Xie估计，灾后重建可能最终将耗费中国1千4百4十亿巨额资金，将给已经处于过热危险中的经济增加很多需求和价格压力。

压力渐增的银行

中国银监会消息，至5月21日，银行已经调拨827亿元重建贷款。Societe Generale的亚太经济学家Glenn Maguire在香港表式，鉴于政府强力要求银行快速处理这些贷款，通胀可能在本月早些时候加速升至10%，。

亚洲并非唯一增速低于通货膨胀的经济区域。“全球而言，各央行设置的短期存款利率平均增加值都没有超过通货膨胀率，”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其制定的货币政策方案经常被引用的John Taylor在5月28日一次东京演讲中讲到，“这被看作是一项主要的货币政策原则。”

巴西的政策制定者4月份提高了基准利率，这也是通胀率超过5%的三年内的第一次。同月，委内瑞拉首都的消费品价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9.3%，显示央行提高借贷成本的措施对压制拉丁美洲的超高通胀率收效甚微。

俄罗斯的利率

在俄罗斯，央行今年已经提高两项利率，但并没有压住消费品价格的上涨，4月份与去年同比增加14.3%，创5年来最快增速。

Fitch Ratings5月27日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不断上涨的价格威胁到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信用评级。俄罗斯是所谓BRIC（包括Brazil、Russia、India和China）经济体中最弱的一个；报告同时认为，在亚洲，越南和斯里兰卡也在风险最高的10个经济体之列。

这一区域中一些国家的央行正在尝试弥补错失的机会。从06年5月至07年12月共下调基准利率14次的印尼央行，已经在5月6日将借贷利率提高25个基点，并表示未来会考虑继续提高。巴基斯坦央行5月22日也突然宣布决定，今年第二次提高基准利率，以抑制持续了至少25年的高速通胀。

三月情况未变

越南央行2月份大幅提高拆借利率50基点至8.75%，但依然无法阻止通货膨胀的逼近。3月和4月利率保持不变，并宣称2月份的行动和其他措施已经取得成效，消费品价格被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但如今情况却并非如此。5月央行行长Nguyen Van Giau表示利率水平已不适合当前市场形势，并随即调高 3.25个百分点。当月，通胀率达到了25.2%。

有些央行甚至还没有加入这场战斗。斯里兰卡已经将其回购利率在10.5%的位置上保持了15个月。在5月消费品价格26.2%的增幅基础上，该地区的实际利率已经到了最低点。

泰国央行直到7月份才最后一个调低其政策性利率，而马来西亚央行从06年4月以来对3.5%拆借利率未作任何调整。菲律宾05年10月以来没有调高过利率。

上述三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只要通胀加速，就会提高利率。巴克莱集团的Jha担心他们能否兑现诺言。

“现实的情况是：他们总是在等待，直至最后一刻，”Jha说，“他们总是做得太少、做得太晚。”

据“Shamim Adam in Singapore at sadam2@bloomberg.net， Kevin Hamlin in Beijing at khamlin@bloomberg.net Last Updated: June 1, 2008 12:00 EDT” 译出

源文档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20601109&sid=achs5_KU4K0c&refer=exclusive>

Technorati 标签: 亚洲经济,通货膨胀,衰退,彭博社

岁尾絮语——丁亥年（2007-2008）

Tue, 08 Jan 2008 04:04:55 GMT

Technorati 标记: 岁尾絮语, 丁亥年

第一次，有了岁尾絮语的写作。起初考虑以公历年为周期每年一次例行写作，但起意的这一年末，诸事繁多，显然无法在新的元旦之前完成，遂稍作调整，仍以公历年为骨干，但在新的春节之前完成，适当包含春节前的一些内容。

相比春节，想来记不清元旦是哪一天的人应该不多。那是什么原因呢，你有没有想过？因为元旦就是1月1日，而春节除了是春节之外，总还要被加上一个几月几号的标签。其实人们记不清楚的是这个对应关系，因为每年都变。而之所以春节不仅仅是春节，因为在历法这件重要的事情上，农历已经让位于公历，而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其实这也正是东方让位于西方、农业让位于工业的一个表征。

这样一个让位的进程还在不断继续之中。不过我希望不只是单向的退让，也有交错、融合的发展。

丁亥年春节前后的情形我已记不甚清，大约记忆容量太过有限，这也更显记录的必要，可作容量的扩充，增加生活的记忆。

三四月的时候，天越来越热，也越来越多闻到卫生间橱柜下发出来的异味，还有厨房的油烟机往外吹风而不是吸油。于是请人来拆了，发现真的是败絮其中。结论是：装修房要不得。之后清理现场、订购新橱柜、安装等等，平添不少麻烦事。两月余厨房不能开火、缩在小浴缸里洗澡，好歹算是熬过来了。再也不要有这样的事，年岁渐增，以后恐怕是折腾不起了。

十月间，老婆有一次海外旅游的机会，欣然同意前往。于是有一周余爷俩相处，小子倒是显得更乖，知道没有任何倚仗了。

儿子日渐长大，不一定比同龄的孩子高、大、壮、聪、敏……但他自己发展的轨迹也还是明显的：从口齿不清到复词长句、从碗筷把握不稳到双手熟练合弹钢琴、从在外轻言少语到能与诸多小儿欢颜笑语甚或吵闹争执（有时也能逢人主动招呼了）。12月早间，第一次少儿英语考级6关过了3关，最弱的模仿倒是过了。老婆似乎不甚满意，我倒觉得还行，学得快有时也不见得好。在幼儿教育上，平等是我牢记并注意实践的一点：与他讲话时俯身面对、使用成人语言；其他方面尚需更多的理论学习，以利更好地发挥和提升家庭教育的作用。节后第一天上学，回来跟我们讲学校的事，说“张思语收到了圣诞老人送的一个圣诞老人”，小儿的语言，真的有简单快乐的精彩。

11月间，和老婆都去做了体检，身体基本健康。唯有七八月间偶感鼻子不适，到九十月间不见好转，在两次两所医院检查后确认过敏性鼻炎。配了些药，无非抗组胺抗过敏类西药，还有滴鼻剂什么的。是药三分毒，加上医生只能改善不能治愈的说法，以及一向以来我对类似西医疗法的不认同，药基本放着没吃，转而网上搜索信息去了解过敏性鼻炎的究竟，找到一种据说融入了传统中医熏蒸疗法的鼻腔熏蒸器。或许很多人会不信，偏巧比起西药来我更愿意尝试这样的东西，它算是遇到人了。买来了用了，症状确有改善，平时不适感轻了没了，喷嚏也少了。如果一朝根治，一定会向大家推荐的。

去年股市红火，年前也买了点基金，现在看来，至少在抵充通货膨胀上还是有点作用的。后又听了朋友的消息，拿着点零用钱重入股市，几经易手，依然套牢。或许钱还是现赚现花最上算最省心，不过家无存粮我还是会心慌，毕竟有家有小的。

越来越喜欢介绍自己的朋友、同学、熟人相互认识，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多半是随性而为，总觉得也有分享和交流的快乐与满足，总觉得也可以拓展各自的社群，所谓多一个朋友多条路，生活也会更多彩吧。也在不断地尝试做些新的事情，或许有不专注之嫌，却不忍放弃发现和创造新机会。

年岁渐长，亲历亲友中老人离世的次数也多了。年中二伯故世，身后两位堂兄依传统操办，至冬至日入葬。因为拆迁，曾祖父以下的故去长辈们都已迁陵嘉定华亭息园，二伯也随葬此处。实际上，早在毛泽东时代，祖父已经平了祖坟坟冢。所以从我小时起，并未见过祖地上的祖坟。祖父母去世后骨灰也只是深埋在自家地里。在息园的陵墓，都是征地后拆迁时重建。我也是第一次去祭扫，甚至第一次知道了曾祖父和祖父的正式名讳。息园很大，地上的墓碑有雕刻很精美、装饰很豪华的，甚至还有设在高台上的陵寝，整整齐齐密密匝匝的。冬至日这天雨大天冷人多，烧纸钱、放鞭炮、酹酒墓前，人们多半用传统的方式在祭扫亲友的陵墓。我不去指责大多数人的选择和方式，更何况如今的城市殡葬业已具有了庞大的经济规模，无论如何其商业运作至少是成功的。不过我确实认为有更好的缅怀和祭奠方式。至少，对待生死，我们都应该有自决权。

今年，还去了法院，自己完成了对一家损害我利益的公司的起诉，得到了支持判决。过些时日，可能还要要求强制执行。伸张正义从我做起，如果我们不能利用真正的武器来亲者痛仇者快，至少要懂得利用最基本的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生活如此多彩，只要你愿意，总能寻找到乐趣。如果有闲自己泡泡茶、喝喝咖啡，更好过什么都拿钱去买。我们常常干着单调的工作，拿着赚来的钱再去买这买那，成了无聊的消费动物。学会了消费，其实也意味着放弃很多东西，或者很多生活的细节和内容就被忽略了，或者被简单的一种消费给解决了。如今我也在试着慢慢找回这些细节，慢慢填充一些内容。比如喝茶，你可以袋泡，也可以去店里，但也不妨自己烧水、备壶备茶泡来喝；普洱、铁观音、乌龙，红茶、绿茶、花茶，紫砂、瓷壶、玻璃壶，名堂不少哦。你还别说，紫砂壶泡出来的铁观音就是比什么玻璃杯、飘逸杯泡出来的好喝。而且这紫砂壶也有得一看，有质有型，保温留香，果然名不虚传。还有那咖啡，你可以速溶，你可以咖馆，但也不妨买来豆子自己研磨（甚或烘培），美式滴滤、手工滤泡、法压壶泡、摩卡壶泡，不用很多钱，你也能泡好咖啡（有钱你还是可以买个全自动意式咖啡机，不过又有做回消费动物之嫌。总之，消费不可过度。）；之后加糖加奶，或者打点奶泡弄点花式，那你就随意了。

是为丁亥年岁尾絮语，与大家分享。

改于：2008年1月8日星期二

请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捐献衣服

Mon, 07 Jan 2008 04:40:47 GMT

转发朋友发来的邮件。请有心人关注，谢谢！

大家看看下面链接的资料图片，邮寄点衣服给寒流和贫困中的孩子们。
这些地点多在甘肃和西藏，
图片镜头的焦点也许有点让你觉得夸张，
但是基本上我知道哪里很多地方是非常贫穷的，
如果你不曾去过那边的贫穷山村，
就让你心意和祝福随一个小包裹邮寄过去吧、
新年快到了，也许你此时在盘算今年是好过了还是更难过了
或许你在寄望明年一切都如意。
或许你也开始收拾衣橱准备过年，你会发现有很多衣服早就用不上了。
你甚至打算扔掉这些衣服。
尤其是看到你的孩子和老婆还在不停的添置新衣时，
此时你能想想漫长冬季的山区有一些地方吗，
有这样一些孩子，还是看图片吧
看链接吧——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83b5e8a0a8791af536e129e2575643d3.jhtml#
可以把家里不穿的衣服收集一下。
花点时间，花点金钱到邮局去一趟。去邮寄到那些贫困的山区吧。
算是给这些孩子一个新年的礼物和你的祝福。
在你行动之前我有几个建议:
1；请仔细阅读捐赠的要求，从尊重别人开始。
2；请多照顾后面的捐赠地点，因为大家都习惯从前开始，后面的地方可能就被冷落了。
3；最好能打电话咨询一下你要邮寄的地点是否还需要。万一地址有误或者无法寄达就不妥了。
4；你不一定有时间做这件事，你可以建议你的朋友来做。
5；我这里的邮局似乎在股市开门的时间比较空闲，这个时间或许能避开高峰期。（现在到处都排队不知是好还是坏）
6；如果你愿意花点时间付出行动，就在收拾包裹时心存美好祝福吧。算是大家一起用行动送出春节礼物吧。

《南京》上映——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

Thu, 05 Jul 2007 08:04:12 GMT

消息说，本月七日，由曾获奥斯卡纪录短片奖的两个外国人执导的、记述日本南京大屠杀暴行、拿下多项大奖的纪录片《南京》将在上海银幕上映。该片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版的《辛德勒的名单》，通过讲述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滞留当地的十几位西方人出于人道主义，建立国际安全区，保护南京市民免遭日军杀害的故事，客观、真是的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人间惨状。影片对日军侵华暴行的真实揭露，令沪上媒体看片会始终沉浸在一种沉重和悲怆的气氛中，不少观众流下了眼泪。

据悉，摄制过程中，工作人员辗转多国，采访了近8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当年的日军老兵，从6个国家收集了各种音像和文字资料，其中包括一名叫约翰·麦基的西方人用16毫米小摄影机冒死拍摄的40分钟录影，这一短片中直接表现日军暴行的内容被评为“《南京》中最让人背脊发凉的片断之一”。

另据报道，接受采访的日军老兵中，鲜有对那段历史表现出忏悔之意的。

【文海评论】

日本兵不忏悔、日本政府不道歉，70年过去，人事皆非，很多历史都要被遗忘了。德国总理下跪过，欧美人民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纳粹一点都不陌生，《辛德勒的名单》、《少女日记》……没有人否认和忘记这段历史，反而我觉得他们最终倒是可以相对比较轻松地翻过这段历史了。而当年与德国处于同一阵营的日本，西方人也许离得太远没有切身体会、东方的受害者的记录、控诉也未见详细深刻和广泛，他们的恶行真的要随风而去的。未作了断的历史是不能让他翻过去的。

日本兵和日本固然可恶，我们自己难道就值得称道吗？！为了断这段历史，我们做了多少积极的工作。《辛德勒的名单》固然不是我们拍的，《南京》倒是有中国制片人想要入股拍摄，不过总归也不是中国人发起拍摄的，最终还是第三方完成了这部片子，“第三方视角更具可信度”这样的评论也随之发出了。

可信度？看来连我们自己都有点不相信了，真实真的要变成虚妄了。人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说的是好的说成坏的，可是现在发现，坏的也要不断地说才不至于让它变好。

自己的权益是需要自己去维护的，不能老是想着等来包青天、毛主席、救世主……如果苦难自己都不言说，又怎能期望别人的关照和恶人的自省。如果听任不公正加诸别人，总有一天也会降临你的头上，别人的是自己的，历史的也会是现实的。

历史需要清算，不光是为了历史。

行知艺术师范学校的前世今生——兼记我眼见的城市变迁

Tue, 03 Jul 2007 08:36:05 GMT

记得是今年（丁亥年，2007年2月18日始）春节过后，我所住公寓后面那座校园的拆除正式动工了。

这座学校拆除前的校名为“上海师范大学行知艺术学院”，而她的前身，则是上海行知艺术师范学校。

行知艺术学校以“行知”名之，确与教育家陶行知大有渊源，就像我的母校上海市行知中学一样。

据考，行知艺术学校渊源于陶行知先生1939创建之重庆育才学校，是她的延伸与发展。而其最近一次复校，只是在很不远前的1985年。（至于更详细的历史变迁，有待考证，有些与其有关的人物值得关注，可为旁证，比如擅长年画的陈宏仁）。

节后到现在，地面建筑基本夷平，前两天挖开地面见到的坚固的地下建筑（防空洞？）也敲碎压平打实了，仅剩一座围满了脚手架的建筑，可能开发商有意整修而不直接拆除，或者可以改为会所/售楼处什么的？！

这里将要立起的，就是我们小区的二期。

对于这个学校，因“行知”两字的缘故之外，还因近年就住在边上，此番又在陈丹青《退步集续编》中看其忆及一些艺术人事（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时在文字中提到行知艺专，似也有关，所以找来一些资料和事实，拼凑在一起，算是对我眼见的一些变化的补充和纪念。

据称这个校区占地三十余亩，也就是两万平方米左右，不大。查陶行知生平时了解1946年4月先生曾回上海为育才学校寻新址，因彼时重庆已难以生存。只不知当时新址是否此处。

园内计有教学大楼、“七重天”学生宿舍楼、拥有一百四十四间琴房的音乐楼、堪称国内先进的天光画室美术大楼、造型新颖的行知综合楼，内有艺术陈列馆、舞蹈房、演播大厅、会议室、阶梯教室、计算机房、音乐欣赏室等；还有花木扶疏、曲径回廊的“师陶园”，汉白玉的陶行知半身雕像端坐其中。这些，从所住楼层一直都曾望见，只是其时校园实已关闭，所以只是远观，从未深入其中，也不知哪幢是哪幢。那个小的凉亭倒是很容易区分，这两天只剩骨架移立在工地的一边，原来还有两座。还有一个足球场，两边各摆铁框球门，去年夏天时青草疯长，冬天枯黄时有人放火将其烧尽，及至年后建筑工棚搭建其上并将楼一幢幢夷平时，今年的草又长了起来，这些天踩踏碾压，却又凌乱了。

1985年9月复校后，学校主要从事音乐和美术专业的五年制大专和四年制本科教育。1997 年 11 月，“为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办学管理体制”，市教委决定将上海行知艺术学校委托上海师范大学管理，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行知艺术学院”。2001年6月，上海市教委“沪教委发（2001）109号文件”决定，原上海行知艺术学校正式划归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行知艺术学校 1985 年— 1997 年全部档案已移交虹口区档案馆保管。托管期间（ 1997 — 2001 年）形成的文书、教学、财会、声像等档案 1374 卷已移交上海师范大学档案馆保管。

查现时上海师范大学16个学院中，有音乐学院和美术学院，想来行知艺术师范的生命应该是在这里延续了。

一本书的辛酸故事

Wed, 27 Jun 2007 08:53:40 GMT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杨继绳　2007年2月3日

这是一本关于社会阶层研究的书。应该说，这并不是我的力作。但是，这本书出版中经历的种种劫难，却令人深思。
　　现在这本书有四个版本（其中一个是盗版的版本），四个不同的名字：《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香港三联书店，2000年5月）、《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盗版）、《中国各阶层的分析》（花城出版社，2006年6月）、《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2006年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为什么一本书有四个版本？为什么2006年半年之内由两个出版社出版两次？这是中国出版界的一种奇特现象。
　　刚刚写成，就遭厄运
　　 1998年12月初，今日中国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书，分析改革以来中国阶层状况。这家出版社因出版了《交锋》等几本畅销书而名噪一时。他们看到了我的《邓小平时代》的稿子，很感兴趣，但这本书最终给了中国编译出版社于1998年12月出版了。今日中国出版社就转而就请我为他们写关于阶层的书。由于刚写完《邓小平时代》，我手头上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就婉拒了他们的请求。但他们很坚决，丢下5000元定金就走了。好意难却。此时我也觉得，《邓小平时代》从时间的纵轴上反映了改革，如果再从阶层一个一个的横截面上反映改革的情况，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决心下定，我放下其它工作，动手写作。为了赶时间，我昼夜兼程，连元旦和春节也没有休息。经过半年拼搏，1999年5月底就交稿给他们。但此时，今日中国出版社不知出了什么书，受出版主管部门的惩罚，不让他们再出书了，原来出畅销书的几位编辑也被迫离开了这家出版社。我的这本书也就无法出版了。刚刚写成，就遭厄运。这是这本书的第一次“枪毙”。
　　被人盗版，状告无门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99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邓小平时代》（海外版），他们的一位老领导对这本书很满意，要求编辑继续向我约稿。他们问我手头还有书稿没有，我就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稿子给他们了。2005年5月，香港三联就出版了。这本书在海外有一定的影响。一位欧洲汉学家还跟我谈起过这本书。但内地读者无法看到，毕竟是憾事。
　　 2000年12月，武汉大学一位熟人告诉我，他们大学图书馆有我的一本新书：《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我说，不会吧，我有这样一本书，在内地没有出，题目也不一样，你是不是记错了。不久，《中国记者》编辑部余振鹏告诉我，他收到一篇来稿，是为我的书写的书评，他让我看看。我从他那里把稿子拿来了。题目是“两栖于新闻与学术之间――读杨继绳《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作者是肖峰，宜昌市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这篇书评对这本书称赞有加。说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没让《中国记者》发这篇书评，经上网搜，果然有这本书，作者是我，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来是有人盗版香港三联的那本书。我向新闻出版署投诉，打了几个电话，无人理睬。我又给新疆人民出版社打电话，他们查了一会儿，说：我们没有出过这本书。这位盗版者不仅盗了我的书，还盗用新疆人民版社的名义，真是胆大包天。这种严重的情况，出版主管部门却听之任之。眼看自己的书被盗版，权益受到侵犯，却告状无门。我只好忍气吞声。我国出版管理部门对公认的好书的“监管”十分得力，经常大开杀戒，而对盗版行为、对那些低级庸俗的书却大开方便之门，不知居心何在。
　　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台湾买到了我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香港三联版），这时他们正在做阶层分析的研究。据说所长陆学艺让课题组的人都看看我这本书。2001年初，他们还约我到他们课题组座谈了一次。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这项研究课题是院长李铁映下达的，并拨款200多万元作课题费。李铁映对他们说：“一个是阶层，一个是民主，这两个课题必须研究”（大意）。2002年初，他们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19个人集体编写，陆学艺主编）。媒体对这本书大加炒作，把它当作官方对阶层的最新看法，十分畅销。恰好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社会阶层问题。北京三联书店抓紧这个时机，要求我将香港三联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进行资料更新，他们要出版这本书。能在内地出版这本书当然是好事。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完成了资料更新，并对全书作了一次修改。元旦和春节也没有休息。刚刚修改完成，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却成了禁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修改的书，再一次被“枪毙”了。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被禁，却另有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对李铁映说，你们那本书不好，大庆工人闹事就拿了你们那本书。
　　原来，这本书“当代中国的工人阶层”的研究报告中有一段话：
　　因为其所处的地位和境遇，工人在各社会中都带有激进特征，力求改变现状。当不能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目的时，有可能采取激烈行动。包括罢工、示威、骚乱和革命。工人所拥有的资源的特征决定了其激烈行为的成本较低，收益可能较高。（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与其它社会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相比，工人具有较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其激烈行动能力更为强大。与其它高地位阶层相比，工人阶层的激烈行动更容易得到社会同情。
　　那时，大庆石油工人为“买断工龄”问题引发了上万人的群体行动。这段话成了工人们的理论指导。作为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尉健行感到事态严重，所以对李铁映说了上面的话。李铁映听了尉健行的话，就让社科院停止销售这本书。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成为禁书，不是中宣部、也不是新闻出版总署的意见，而是李铁映的“自律”行为。虽然中共中央强调了研究阶层问题的重要性，由于李铁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一传达下去，各级主管出版的官员们不加分析，所有关于阶层分析的书都不让出版了。尽管我的书没有这样的内容，但北京三联接到通知，这类的书再也不能出了。
　　在这以后，不少出版社和书商知道我手上有这本书，试图出版。但几个出版社报批，都没有通过。还是李铁映的话，和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那个案例在起作用。
　　书落花城　一波三折
　　　 2005年秋，出版界似乎有点松动。这时又有人向我要这本书稿。年底，我把书稿交给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年初，出版社认为这个选题好，还表扬了责任编辑，把这本书作为2006年的重点选题。到3、4月，书的编辑进展很快，一切顺利。4月，花城出版社和我签了出版合同。责任编辑钟洁玲是一位业务水平高且很有经验的女士，她在编辑上很下功夫，拿书中的警句放在一些页眉上，版式也很讲究，目录也增加了提要，很吸引读者。
　　但是，书编好以后，广东出版集团某领导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提出“暂缓出版”，书稿被打入了冷宫。按通常经验，“暂缓出版”就是判了无期徒刑，也就是不能出版。钟洁玲很着急。问我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找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他原在是我在新华社的同事，广东的出版工作正好由他主管。我告诉他这本书没有政治风险。他说：你是不是在香港出了什么书？我说，是的，出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事已经过去了，难道我被列入了黑名单？他说：哪有黑名单？！他让责任编辑把稿子送给他看看。钟洁玲送给他了。他后来说：这样的书出版社自己拿主意就行了，何必让我说话？有了他这句话，打入了冷宫的书又进入了编辑程序。在编辑过程中，钟洁玲每天和我用电子邮件联系。这期间我生病住院，书中有大量的数据要我核定，我躺在病床上忍着病痛完成了这些任务。
　　 6月中旬，小钟电子邮件说：“你好！你的书刚好赶上了书市。是16开，高有245毫米，宽有170毫米，很大本，360多页，40万字，定价38元，印了8000册。”书市又称书展，每年一次，2006年书展地点在新疆。7月是新疆的好季节。花城出版社将这本书作了大广告。
　　两天以后，小钟电子邮件说：“有一个坏消息：你这本书我还没有拿到样书，接上面通知，要我们暂停发行。这是我从业以来未遇过的事情，这本书真是多灾多难啊。上面调了发行部仅有的样书到局里审查。不知结果如何。”后来我得知，在新疆书展上中宣部出版局长张小影和新闻出版署某人看到了我这本书的广告，下令把这本书和广告从展台上拿下来。
　　　我很愤怒。张小影还没有看我的书，就下令封杀，这是蛮不讲理的作法。广东和北京知识界不少人知道我的书被封杀了，纷纷来电话对我表示同情。恰好这期间我到一个记者培训班讲课，听课的一百多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记者。课间休息时他们对我说：杨老师，我们支持你，《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版被封，在全国掀起了“冰点事件”。你这是一本专著，比报纸的一个专版份量不轻，我们可以掀起比“冰点事件”更大的风波。我不想把事件搞大，更不想搞成全国性的事件。我对他们说：“拜托，请不要动笔。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请你们帮忙。” 我想通过说理途径解决。
　　四处说理　终遭封杀
　　我决定找刘云山讲理。我怕他人不在，还写了一封信。如果能见到他就当面讨个说法，如果他不在，就把信留下，免得白跑一趟。信中说：
　　在新疆书展的第一天，中宣部出版局张小影局长，在广东出版集团的广告中看到作者杨继绳的名字和书名以后，到花城出版社的摊位上索要这本书。书还没有运到，她没有拿到书。不知道她出于什么考虑，就下令停止销售，一律封存。．．．．．我想，如果张小影局长看到了我的书，并且粗粗阅读之后，就不会下封杀令。．．．．这本书思想上没有越轨、材料上没有泄密，不可能有被封杀的理由。这本书被封杀后在广东和北京的知识界议论纷纷。人们都在猜测个中原因。有人对我说，是不是你2004年底在我国香港出版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宣部把你列入了封杀的“黑名单”？我从来不相信“黑名单”的说法。我党一贯主张不因人废言，我党从来没有说过，某人出了一本有争议的书就剥夺他说话的权利。现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社会开放程度与过去有天壤之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今天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所以，我不认为封这本书的原因是我进了“黑名单”。
　　我把“黑名单”问题挑明是因为中宣部过去曾经多次用口头方式通知某人的文章不能发、某人的书不能出。他们说这种话时不让传达、不让作记录。只让少数有发稿权的人掌握执行。
　　 6月28日上午，我径直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豪华而宽阔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秘书在清理文件。我问：“刘云山同志在吗？”他说：“开会去了，上午回不来。”我说：“有一封信。”他说：“你放下吧，他会看到的。”我就把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还压上了镇纸。
　　离开了刘云山办公室，我想，既然来了，干脆找张小影谈谈。我敲了敲张小影办公室的，里面应声后我推门而进。见一位职业中年女子坐在写字台前看文件。我通报姓名以后，她还算热情，也比较客气。我对她说：“你连我的书都没有看，就把我的书封杀了，我找刘部长告状来了。”我顺手把给刘云山的信的复印件给了她一份，说：“这就是我告你的信，已经给刘部长了。”她说：“我哪敢封你的书呀，我看到广告，觉得这个问题敏感，就说要好好把把关，没有说封书。我以为书还没有印呢，所以才这么说。”
　　下午，我给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建国打电话，告诉他中宣部并没有封杀令。书可以卖。谁知肖建国却不承认张小影在新疆说过话。他说：“张小影没说封书的话。”我问：“那为什么不发行？”肖说：“是我们自己违了规。出版局事先说暂缓，我们没按这个意见办，就印了。”他把胡国华干预的事省略掉了。
　　肖建国这样做是有他的难处。有人告诉我：因为上面封我的书时对出版社说：不要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说的，只能说是出版社自己的问题，是出版社自己处理的。还说：这件事要低调，不要张扬。
　　肖建国不敢违抗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意见。如果违抗，出版社可能面临以下危险：不给书号（出版管理部门每年给出版社会若干书号，有一个书号就能出一本书，没有书号，就不能出书）；停业整顿；关闭出版社。等等。肖建国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吞。出版社损失10多万元，还得代人受过。
　　我又给胡国华打电话，问：这本书你不是放行了吗？为什么印出来了又不让卖？胡说：问题不是出在广东，是出在新疆。我说：我已找过张小影，她不承认她封了书。胡：反正问题不在广东。
　　这时我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为了寻找封杀这本书的理由，上面又让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审读小组，对这本书写一个审读意见。4月中旬，出版社已经组织专家写了一个审读意见，对这本书不仅肯定，还有很高的评价。现在组成的“审读小组”是奉命行事，是先定罪，后找证据。我也得到了这个审读小组的“审读意见”，竟把这本书说得一无是处！可怜的审读者们！他们竟在强权面前放弃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学术尊严！
　　有两位律师朋友建议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知识界的朋友也劝我告状，他们说：官司一打,影响就大了，这对扩大知识分子的民主空间有好处。这不是你个人的一本书的问题，如果人人都忍辱负重，民主就不能进展，如果大家都奋起斗争，违背宪法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人就没有市场。我是想打官司。告谁呢？告张小影，花城出版社不敢作证；告花城出版社，他们是不愿封书的。况且告了花城，曾为这本书沤心沥血的责任编辑钟洁玲也成了被告，她不是很冤吗？官司一打起来，她怎能在出版社继续呆下去？
　　甘肃求生　波澜未止
　　　　在我犹豫间，有两家出版社找我，说他们可以继续出这本书。由于“不可抗力”，作者和花城出版社的合同自动终止，作者有权再出版。经过考虑，我同一家比较边远的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为了在法律上稳妥起见，事先我又同花城出版社签了一个“终止合同协议”。
　　　　　12月中旬，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书终于面世，印数18000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书一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很快接到了上面的指示，印出的书一律封存，不准销售。还追查这本书的出版情况。花城出版社也接到了上面追查的通知。但是，上面的行动晚了一步，18000本书绝大部分发到书店去了。上面只好没收胶版，不让再印。甘肃人民出版社因出版这本书被停业整顿三个月，扣全年书号数的20％！好在社会影响已形成了，最近我看到两家报刊上已发登出了读者对这本书的评论。读者对这本书是定的。
　　这本书的故事是否就此终结了呢？还得看一看。